女性的贫困:日本女孩记录片

本科毕业也还不掉助学金?穷人拼命工作的结果是补助缩水?年轻女孩没理想了?

日本NHK制作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结集成书出版,展示了“女性贫困”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在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无缘社会》入的这本书,比想象中精彩。

贴一段书中的文字吧。

在卖春店宿舍里死去的幼小姐弟
2010年7月,在大阪闹市区的一间公寓内发现了一对五十多天没人照顾的年幼姐弟的遗体。一个是三岁的女孩,另一个是一岁的男孩。闷热的房间里堆积了大量的垃圾和污物,两个孩子依偎在一起双双离世。这个事件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轰动。
在夜店卖春的二十出头的单身妈妈被逮捕。发现孩子遗体的公寓,是作为夜店宿舍分配给母子三人的。夜店给离婚后无处投奔的母子提供住处,母亲工作期间还有托管服务,但她没有加以利用,而是将年幼的孩子弃之不顾。这个事件将“卖春店成为单身妈妈的工作接收点”这一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欢迎单身妈妈”“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的招牌
如今,搜索卖春店的网页,你会看到招聘栏里的“欢迎单身妈妈”“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等几个醒目大字。上面还附有母亲和幼小孩子的照片,标题上写着“既可以赚生活费,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不要一个人痛苦”等等。乍看上去还以为是育儿援助的网页,与夜店招聘广告给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其中,作为福利,还有“介绍兼职”等字样。夜店的工作是没有客人就没有收入。等待时间较长,所以店里会介绍可以在空闲时间做的其他兼职工作,防止她们陷入零收入。采访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后,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多人没有时间观念,即使约好了下次见面,也不会按时前来。有的甚至突然失去联络,或者招呼也不打就休息。
但是店里的人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确实是有迟到现象,但单身妈妈要挣钱养家,所以大多数人会按时上班,也方便店里做相应的安排。此外,一般店里都有点名制,被客人点名可以加点名费,工资会略高一些。单身妈妈们为了稍微增加收入,很多人在接客时非常认真,希望下次能够被点名。对于店家来说,这样做也可以得到“服务周到”的好评,因此雇用单身妈妈对店家也有好处。所以即使花费点钱,他们也要办托儿所等福利。
良家妇女卷入色情业
在进行年轻女性的贫困采访时,去东京都内的某个群租房里,或许能够遇到更多的采访对象,带着这种期待,我们提出了采访申请。
所谓的群租房,是在一个房屋内,多人共同使用一个洗澡间和厨房。一个房间用薄板隔出几个狭小空间,能放一张简易床和一些随身物品,最低限度地保证睡觉的地方。虽然居住空间小,但是不需要押金和担保人,而且租金便宜、交通方便。这一点吸引了不少二十到三十年龄段的人,似乎来自小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人较多。
群租房的老板说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最近有很多从乡下出来、没有住处的年轻女孩,刚到羽田机场就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能住的房间。她们没有熟人、没有工作。问她们要怎么生活时,她们的回答是去居酒屋、夜总会或者夜店,把夜店作为一种职业选项的女性不在少数。
对于加入色情业的心理底线降低了。从业外人士嘴里听到这样的评价令人震惊。在说明我们采访这些夜店打工的年轻女性的来意之后,他说道:“最近这种人很多。外表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却以打工的心态去夜店卖春。”
过去说到风尘女子,一眼就能看出来,穿着暴露、妆容妖艳。可最近的倾向是良家女子的增加。我们也从不少夜店的业内人士口中听到过这样的评论。这种变化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年轻女性对于网络社交缺乏警惕
年轻女性是从哪里得到信息进入色情业界的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咨询了业内的相关人士。据说很多女性是通过在社交网络认识的朋友介绍来的。她们说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店,所以做一两次试试看也不会害怕。不过说是朋友,其实也只是在社交网络上有联系。介绍自己来的朋友不了解自己的情况,因此也不用担心自己在这里做的事情被父母发现……
就这样,社交网络不断地拉低卖春的门槛,而店家也不用费力去招人,网友们的“好口碑”就能把女孩们吸引过来。
说句题外话,对于通过社交网络结交的人际关系,年轻女孩们的危机感和警惕心非常薄弱。这一点从其他采访中也能感受到。
东京都内的一个女高中生,其前男友将交往中录制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并将其杀害。这个事件也使“色情报复”这一词被人们所熟知。为了了解这种轻易交换私密视频的真实情况,我们采访了在涩谷、秋叶原街头的女高中生。
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有跟男友交换视频的经历,理由是想让男朋友高兴,或者拒绝了怕对方讨厌自己等等。更令人震惊的是,对于只是在网络上有联系的陌生男人提出的想要她们出浴后的照片,或者穿制服时的大腿照片这类要求,直接将图片发过去的女高中生比想象的还要多,理由是“不给对方就不停地要”。有的甚至毫无戒心地与在Twitter上认识的人见面。她们认为到见面的地方后,发现对方有问题,跑掉就好了。有一位高中生平静地说道:“我也见过面,感觉跟想象的不一样,进入咖啡店时就借口上洗手间开溜了,所以没关系。”
Line、Twitter等社交网络作为交流工具在年轻人之间几乎完全普及。从这种现状来看,很多父母都落伍了。危险比大人们想象的离孩子还要近。毫无警惕心的年轻女孩们,很轻松地就可以与陌生的世界或人单独联络并相识。
走上卖身之路越来越简便
在父母们不知道的世界里,毫无防备之心的女孩们逐渐变成成年人的牺牲品。
初中生和高中生以年轻为资本,像打零工一样轻松地涉足性产业。例如,有女高中生在小房间内给客人按摩获取金钱回报的“高中女生按摩”服务、有像恋人一样陪客人散步并索要费用的“高中女生散步”服务。此外,还有男人们透过窗玻璃,点名要正在喝咖啡的女孩到店外,直接跟她交涉约会的“相遇咖啡店”等。形式真可谓多种多样。这些都是性产业的入口。
实际上我们遇到的一位在夜店工作的二十三岁女性,她高中时就曾出入过“相遇咖啡店”。在那里认识的男人只是让她陪他去卡拉OK,并轻轻地摸过她而已,所以她对于出卖色相这件事就渐渐没有了什么抵触。
我们在歌舞伎町认识的一个十七岁女高中生也在“女高中生按摩店”打过工,“在那里只是一起躺着,基本上没有被摸过,所以没反感”。她毫不避讳地跟初次见面的我说道。
现在想要挣男人的钱,不必去所谓的红灯区了。听了女孩们的谈论,不禁让人感叹,性产业离我们近在咫尺,已经到了触手可及的地步了。
工作的时候尽量不去想孩子的事
接触过卖春的女性后,我重新认识到,这项以陌生男人为对象的性交易,会给大多数女性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我遇到过很多位这样的女性: 有的是接完客后在背地里偷偷呕吐;有的为了减压经常跑到“牛郎店”里借酒浇愁,酒钱还是借来的,因此为了还债她还要继续在夜店里卖春。同样作为女性,我深感到若是再有个孩子,兼顾卖春和孩子两方面,其感受也许能达到生不如死的地步。
“性服务派遣公司”的业务是派女性到客人家里或酒店提供性服务。我认识一位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四十多岁的女性。据说她工作完后直接去幼儿园接孩子。她很喜欢美容行业,几年前开了一家店,结果以失败告终,并欠下了一大笔债。为了还债,她在做白领合同工的同时,还在夜店卖春。
在等候客人点名的房间里,她说因为孩子太小,回家后还要边陪着她玩边做饭,真的很累。她说话的神情俨然是一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母亲。夜店的工作对孩子和丈夫是保密的。店里也为她找好了挂名在职公司,没有必要担心会露馅。想到孩子她会觉得很内疚,所以工作的时候尽量不去想孩子的事。她语气平淡,看起来是个很正经的女子。她只能靠自我调节心情,应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一天一天地熬下去。
但是大多数女性无法像她那样灵活地切换心情。不难想象,色情业和育儿的双重压力逐渐剥夺了母亲抚养孩子的意志。尽管如此,很多单身妈妈和年轻女孩们还是被卷入了“卖身”这项工作中。
从事色情业的女性把色情以外的普通工作叫做“白天的工作”。为什么她们不选择“白天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这份工作呢?我没有否定色情业的意思,但卖身这件事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不损害最基本的做人尊严的工作环境或选项再多一些就好了。夜店有而“白天的工作”里没有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我们决定直接到性服务店里采访。
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一条龙服务的“性服务派遣公司”
最先采访的这家性服务派遣公司在西日本开有多家分店,女老板自己也曾干过这一行。说明来意后,她把我们带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座大楼里的办事处。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种地方,心里还担心会是什么样呢。然而看到的却是普通得令人惊讶的办公室。一楼是接客人电话的地方。现在是白天,而且是工作日,几个男女头戴耳机,像客服中心的人那样接着不停响起的电话。二楼是摄影室,负责拍摄用于公司网页的照片或者女孩们的宣传照。三楼是女孩们等待客人时的休息室。房间宽敞明亮,她们可以在里面舒适地休闲,在沙发上自由地阅读报刊,顺便吃点店里准备的零食。
对于不想与任何人照面的女孩,店里还准备了像网吧一样的单间。女孩们在这里度过等待客人的时间。有客人时,工作人员会给她打电话,并派专车接送到客人指定的酒店或住处。据说这家店里最多的还是单身妈妈。除了直营的托儿所以外,店里还与附近的民办托儿所签约,孩子随时都有地方托付,公司还报销一半的托管费用。
一般托儿所是在孩子出生后,通过地方政府组织申请办理手续,多日后家长们才能收到能否入所的通知,因此这项制度不能够满足家长们想要马上托付孩子的需求。因为经济条件差,不少女性即使有丈夫,生完孩子后也要马上工作,但是很少有托儿所肯收这么小的婴儿。
城市托儿所不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尚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以“正在找工作”为由申请入托是很难批下来的。在对托儿所数量不足问题进行调查时,经常会听到妈妈们抱怨说没地方托孩子,即使想工作也出不去。与此相比,民办托儿所有这样的好处:托儿所可以和家长直接签约,有的可以二十四小时开放,或设有短时间托管。达到国家标准的托儿所,因为接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所以根据《儿童福祉法》,在幼师的数量、设施的面积上都必须严格达到要求。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财政拨款的托儿所就可以自由经营。因此为了方便妈妈工作,夜店就自己掏钱建立小型托儿所,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女性劳动力无疑是重要的资源。国家也想增加女性劳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劳动环境跟不上时代的需求。与国家劳动环境整顿的落后相比,这次受采访的公司除了准备有马上可以托管孩子的托儿所以外,还为没有住处或因房租太贵住不起房子的女性在公司附近准备了四十间宿舍。
对于不得不工作的单身妈妈们来说,就业、育儿援助和居住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若要指望政府,她们必须同时跑好几个部门,提交各种手续。可是在这里,生活所需要的环境和援助全都一步到位。
到7-11 便利店存钱养老
现在日本全国平均最低时薪是七百八十日元(2014年9月数据,<折合今天人民币46元——编者注>)。在经济回暖的趋势下,与去年同比增加了十六日元,终于超过了低保水平。此外,根据国税厅的调查(2012年民企工资实际情况调查数据),男性的平均年薪为五百零二万日元,而女性只有二百六十八万日元,是男性的一半以下。从收入分布来看,男性年薪在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的最多,占整体的20%。而女性最多的是一百到二百万日元之间,约有25%。四人中有就有一人年薪在二百万以下。仅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没有高学历的普通女性想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是何等的困难。
在小家庭成为主流、普遍的非正式雇用以及男性收入也不稳定的情况下,孤立无援、经济拮据的女性涉足宣扬高收入的色情场所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女老板还告诉我们,在店里工作的年轻女孩中间流行“7—11存款”。工作结束后,她们就直接去附近的7—11便利店,把当天挣的钱存入自动存款机。询问存款的理由时,得到的回答是“为了养老”。她们说她们是在防备将来养老金制度崩溃。
这让我切实感到这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脆弱性已经暴露出来了。
来面试的女孩有何特点?
要将这些女性的存在记录下来传达给世人,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来到了东京郊外的性服务派遣公司。
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叫三上(化名)的不到三十岁的男老板。三上大学时学的是经营学,看上去像一位年轻企业家。包括连锁店在内,这家公司一共有二百多名女孩在此工作,年龄大都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这家公司因为对女性的后援工作做得很到位,所以受到好评,不断有人希望前来工作。
未来几个月,该店将要打入东京的中心市场,现在正在筹建新办事处,生意蒸蒸日上。我们向三上询问了店里女孩的特点。
三上一口气说出了数条:
● 人际关系破裂(与父母不和、被家暴、被虐待、没有朋友)
● 不具备适应社会的知识
● 没有贞操观念,对色情业不抵触(三上补充道: 现在的女孩子有贞操观念吗?)
● 很多人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 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
● 稀里糊涂地欠下债
● 对安眠药等处方药有依赖
接着他说道,店里的方针是不允许女孩们长期干下去,要不断地换新人,这样品质才不至于下降。而且对于女孩们来说,这里也不会使人生达到什么新的高度。
为此,三上很注重来店时的面试。从一开始他就让对方明确工作目的、工作期限和攒钱目标。我们第一天采访时就遇到一个十九岁女孩,面试后她直接就上班了。她属于那种很朴素的类型。据说半年前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函授高中毕业。因为想去护士学校却拿不出学费,而自己又是单亲家庭出身,所以想靠这个赚出学费和一个人的生活费。三上让她定下二百万的目标,作为升学和独自生活的初期费用,并指导她根据这个目标制订具体的计划,如一周干几个小时,干到几月份为止。
面试并跟三上学了待客之道后,在踏入夜店门槛当天她就被送到客人那里。看着年仅十九岁尚且稚嫩的背影,我们如同目睹了一个现实:由于家庭环境不同,就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有着如此巨大的落差。
日本的百分百识字率只是说说而已
三上给我们看了用于说明公司规矩和工作规则的手册,其中主要是插图,所有的汉字都标有注音。因为很多人,即使给她们文字材料,她们也看不懂,所以公司才开始使用这种手册。三上说在这里就觉得日本的百分百识字率只是说说而已,即使是能用智能手机发短信或大致能看懂字,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文章的内容。据说因为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就进入社会,看材料也看不懂,不理解意思就稀里糊涂签字,结果上当受骗、欠下债务的女性也不在少数。
三上的店里有很多单身妈妈。这里也同别处一样有托儿所。很多人工作态度认真,所以在这里单身妈妈也备受重视。但偶尔也会接到托儿所打来的电话,说好几天没人来接孩子了。这时,三上就和工作人员找到孩子妈妈一起去接孩子,而且教育她要好好培养孩子,并关心她在育儿上有什么困难,充当心理咨询的角色。
年纪轻轻就生下孩子,之后又成了单身妈妈。这个年龄正是最想玩的时候,很多女孩不仅不打招呼就休息,甚至还把孩子扔到一边,自己同男人玩去了。三上每天都看到这样的母亲,不禁对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
自己想早生孩子,却又忽视他们
这是山梨县立大学教授、临床心理医生西泽哲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他专门研究受虐儿童的心灵关怀。
幼年时代没有被父母好好抚养,也没有与特定的人组建亲密关系,越是这种女性就越想早点要孩子。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怀孕,她们对孩子抱有期望,相信孩子一定会让自己幸福。但是真正生出来的孩子不可能任人摆布,她们于是认识到孩子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依赖对象,就会寻找下一个依赖对象,要么是男人,要么是酒……这样母亲渐渐地对孩子不感兴趣,开始忽视孩子的存在。
夜店老板三上的担心与这个心理分析不正是不谋而合吗?前面也提到过在他店里打工的女性,很多人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其中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妈妈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女性大都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没毕业,在学历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家庭环境不允许她们专心学习,所以她们即使会用智能手机打字,也不擅长阅读和理解文章的内容。
“这样的女孩一个接一个地怀孕,然而她们又无法好好抚养孩子。由不能适应社会的母亲养大的孩子一旦增加,会导致日本的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今后外国劳动力不断涌入,日本人是竞争不过他们的。”三上以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对日本的未来表示了担忧。
对于这些,普通人应该是不太了解具体情况的吧。或者说很多人认为关于风尘女子的事不知道也无所谓吧!但社会是相通相连的。或许自己的孩子与她们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同一个班也说不定。进而,就像三上指出的那样,生活能力低的孩子的增加会弱化社会保障制度。既然如此,您还能够舍弃她们,认为这是与自己无关的世界而无需了解吗?
三上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风尘女子,为此,他允许我们在店内自由拍摄。
中学时离开单亲家庭,最终漂泊至此——二十七岁的幸惠
我在店内休息室中间的圆椅上坐下,表情大概略不自然。看到我的样子,女孩们都很友善地跟我搭腔,问道:“你是新来的吗?”
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上班时间。中午前后到傍晚是三十到四十几岁的妈妈们,晚上年轻女孩居多。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叹待在店里很舒服、工作人员很体贴、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们商量。在那里我遇到了非常活泼的、二十七岁的幸惠。她说她喜欢参加各地的祭祀活动,爱好是抬神轿。
她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护士。因为与母亲不和,她中学时就离家出走,辗转住在朋友家中。虽然上过高中,但很快就退学了。她觉得一直呆在朋友家里也不是个办法,为了自立,曾做过在街头派发面巾纸等零工勉强糊口。那时她认识了一位很体贴的中年大叔。其实那位大叔是个诈骗犯,不知不觉地她就被骗了,欠了许多债。据说已经过去十年了,她还在还那笔债。
其实夜总会不到十八岁是不允许上班的,但为了还债,她谎报年龄到那里上班。但是她与店里人的关系没处好,再加上上班时间起不来,经常迟到、旷工,最后不得不辞职了。为了生存,从那以后她就走上了卖身这条道路。
在色情交易场所上班一天可以拿到四万日元,但是她挥霍成性,钱一到手马上就花光了。店里的人很担心她,“他们像家人一样关心我,帮我想办法减少负债”,幸惠说道。夜店的工资基本上都是当日支付。为了防止她挥霍,店里人将她的部分工资装在信封里,放进店里的金库保管,帮她攒钱。
此外,她说店里的客人也在精神上给了她很大安慰。虽然知道他们之间只是假恋爱,但是听到对方关心的话语时,她还是会很开心。她说:“店里的人就是我的家人,这家店就是我的家。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到这逛逛。”
在夜店打工的女性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她们大都在家庭、学校、职场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受到排挤,结果就是最终流向这里。与其说她们主动选择这份职业,不如说她们除此之外别无去处。
就连在这份工作中遇到的短暂的人际关系也能填补心中的空虚,成为精神支柱,可见她人际关系的贫乏,一直以来的人生是多么孤独。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幸惠,家里好像很穷,但是比起经济上的贫困,精神上的贫困应该更艰难吧。
她的母亲没有去寻找中学就离家出走的女儿。母亲再婚后,又多出了好多个素未谋面的兄弟,家庭关系很复杂。而且后来她告诉我们,小时候还受到过比自己大几岁的堂兄的性虐待。从她开朗的外表丝毫也看不出这种悲惨往事的蛛丝马迹。但是,即使到现在,她心情低落的感觉还会不断出现,发作时好几天都起不了床。驱逐她这种寂寞的是夜店里的工作人员和客人,她的评价让人感到心情非常矛盾。
“即使女儿将来干这行也无所谓”——二十一岁的小花
店里介绍的二十一岁的小花非常开朗,偶尔还给工作人员带饭团,是个非常细心的女孩子。她有一个快两岁的女儿,托付在闹市附近的托儿所。托儿所离这里走路约十分钟。
小花十九岁时与在新宿认识的“牛郎”奉子成婚。婚前她做的是医疗方面的办公室文员。男朋友建议她辞职,所以结婚时她辞去了工作。但是结婚初期她就被丈夫的大手大脚拖累。丈夫的工作不稳定,月收入十二万左右。尽管如此,他还将这宝贵的工资用在老虎机上,小花怀孕期间也要为日常生活绞尽脑汁。
娘家虽然就在附近,但是生活也不富裕,还有个年幼的妹妹,她得不到经济上的援助。为此,小花在一家性服务者全是孕妇的另类色情店里一直工作到临盆前。
孩子出生以后,丈夫恶习不改,她每天都得为明天的生活费发愁,于是产后仅一个月她又重操旧业。一年后,她与那个不可救药的丈夫离婚。婚前他们住在廉租房,是小花在养家,而且孩子还小,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丈夫该离开。谁知丈夫的举动出乎意料,他以“房子的名字是我的”为由,将年幼的女儿和小花赶出了家门。
如今小花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两人与孩子一起租房子住。她的工作也得到男朋友的认可。忙的时候,她会叫男朋友帮助接孩子。我们早上从小花家开始对她的一天进行了跟踪采访。小花虽然是中午上班,但做建筑业的男朋友一大早要出门,所以她早上六点就得起床忙活。上班前一个半小时她叫醒女儿,做各种准备。孩子还小,起床后心情不好,小花只能一手抱着女儿一手做早餐,同时还要把带到托儿所的晚餐做出来。剩下的饭菜用保鲜膜包好,放到冰箱里,俨然很会持家的主妇。
小花在店里一周工作五天。她很有人气,客人经常会点名要她。她每个月平均能挣三十万日元。她的爱好就是存钱,最喜欢翻看存折记录。她自己也加入了平安保险,还给女儿加了两份教育保险。存钱也是为了女儿的将来做准备。
让女儿吃完饭后,她开始准备上班。换上衣服、粘上假睫毛,她的容颜逐渐从母亲变成女人。从粘假睫毛的那一瞬间开始,她仿佛就从母亲切换到女人这一模式。化完妆后,就连说话的语气也从到目前为止的沉稳转变成娇嗲的工作模式。
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回答我们的提问。她说:“这份工作不长远,到二十五岁就该退了。辞职后我想去卖保险。”到这里为止我还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但是她又很轻易地放言说:“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年幼的女儿还在她怀里撒娇,当着孩子的面,她竟然说出这种话。
在和店老板三上谈话时,他曾反问,贞操观念是哪个朝代的事啊?或许在年轻人当中,这种意识真的不存在吧。
小学时代一直独自在家,几乎不上学——十九岁的小希
除了在这家夜店采访外,我们还遇到了其他很多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因为某种原因,陷入了一个黑不见底的世界。
家庭环境对她们确实影响很大。但从父母或者特定的人那里能够获得多少爱、受到多少呵护,对于她们的下一代也有很大影响。
在采访时遇到的十九岁的小希,头发染得金黄,戴着好几个耳钉,现在正怀着孕,还在夜店上班。她说:“做牛郎的男朋友在同一时期也让另一个女孩怀了孕,他选择跟那个女孩结婚,把我抛弃了。”她还说孩子出生后准备送给别人当养子。
年仅十九岁的她已是第二次怀孕。怀第一个孩子是在中学时期,对方跟她同岁,生完孩子后孩子就被男方的父母带走,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她的母亲不停地更换男朋友,依靠男人生活,根本不回家。为此小希小学基本都没上,一直一个人在家里呆着,经常靠母亲留下的几万日元维持一两个月。偶尔看见母亲回来,原来是被新男朋友打了。小希说小时候没什么美好回忆。她应该是没有跟别人一起吃过饭,拿筷子的方式完全不对。
或许是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她对巨大的声响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有一段时间,她曾在餐饮店工作,听到盘子被打碎的声音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几次三番以后,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于是她辞去了白天的工作。
她的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所以从一开始她就断了找工作的念头。她经常会情绪低落,不想见人,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但是夜店里有很多跟自己境遇相同的人,跟她们在一起会很轻松。
她面无表情地小声说道:“最近周围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在三十岁之前都相继自杀了,我也无法想象我的将来。”在她的心目中难道就没有梦想与希望这样的词语吗?
人们常说出生环境对学历的影响很大。学历低会影响职业。前面我们说过,家庭不稳定的女子容易早婚早育,而且早婚的人离婚率很高。早婚早育的女性缺乏在社会上通用的技能,使得就业更加困难。在日本,离婚后的女性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孩子的抚养费,只有两成人能领到。这种现象一直被置之不理。
从采访中我们看到,被社会保障体系遗漏、排挤的女性最终流向的是色情业。在那里,不仅可以得到收入,还可以得到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援助。当然这项工作对女性来说绝不是安全的,被要求做违法服务、怀孕甚至再次被逼到绝境的女性也不在少数。
社会保障的溃败
接受年轻女性的咨询并进行生活救助的普通社会团体“融合网横滨”的负责人——临床心理医生铃木晶子指出,援助经济困难的女性需要一步到位。
生活困窘者独自面对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如居住、就业以及育儿援助等服务。政府即使有相应制度,各个制度也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关联, 这个现象经常被诟病。
年轻女性更是与援助很难沾上边。即使她们鼓足勇气到公共部门去咨询,一旦被驳回,就对此敬而远之,再也不会来第二次了。所以如何才能利用这仅有的一次机会捕捉到问题,与援助挂钩,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支撑起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生活的关键。
2014 年1 月,在《Close-Up 现代》标题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节目中,播出了色情交易场所开展的多样化的援助模式。当时作为嘉宾的铃木女士指出:“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支撑着她们。”
为了防止人们陷入低保,以援助经济贫困者为目的,2013年12月出台了《生活困窘者自立援助法》,并于2015年4月开始实施。如何能让制度与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地方政府和民间援助团体正在摸索拓展服务应有的方式。
色情机构成为救命稻草这一讽刺的现实,对于到底应如何对社会保障加以改进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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